捕鱼大师安卓版下载
打贏攻堅戰 脫貧奔小康
打贏攻堅戰 脫貧奔小康

脫貧攻堅戰中的制度建設問題研究

時間:2019-07-15 13:25:02來源:中國扶貧網作者:李小寧

黨中央在十八大以來高度重視全面脫貧問題,強調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,實施精準扶貧脫貧策略,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,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極大拓展,脫貧攻堅工作成就顯著。目前,中國農村貧困問題依然存在,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,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不斷探索研究完善脫貧攻堅相關制度,為解決實際問題提供合適的制度設計。

一、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重要論述指導下的脫貧攻堅中國方略

習近平總書記首提精準扶貧、系統闡述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思想及基本方略,指明了新時代扶貧方向,指導扶貧脫貧實踐。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開發的重要論述,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最新成果,是中國特色扶貧開發理論最新發展,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,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科學指南。主要包括:消除貧困是社會主義本質要,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任務,扶貧開發要堅持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,共建一個沒有貧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,這一重大理論創新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進程,創新了國際貧困治理理論,彰顯了社會主義的制度魅力。在實踐層面,推動了世界減貧事業發展,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影響力,貢獻了全球貧困治理的中國方案。習近平扶貧思想,是脫貧攻堅的根本遵循,是全球貧困治理的“中國智慧”,深刻領會、準確把握是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實現2020年后扶貧戰略轉型的基礎。共享理念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的出發點與落腳點,提高貧困人口生活水平。理論與實踐相結合,以重大問題為導向,借鑒國際先進減貧理念,通過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讓貧困人口共享改革發展成果,同解決農業問題結合起來,增強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,加強減貧國際交流合作,以全新的思想處理好發展經濟同保護生態環境的關系,積極分享和推廣中國減貧經驗。 

脫貧攻堅的中國方略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。一是開創脫貧攻堅新局面。脫貧攻堅成效顯著,精準脫貧思想日趨成熟,各項決策措施不斷完善落實,全員參與脫貧攻堅態勢基本形成。農村累計脫貧5564萬人(2013-2016年),人均收入年均增長10.7%,貧困發生率下降到2017年底的3.1%,激發了貧困群眾內生動力,提升了農村貧困治理水平,夯實了黨在農村執政基礎。二是目標任務明確。脫貧攻堅目標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(2015年10月)明確提出,11月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印發《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》,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是脫貧攻堅,國務院印發《“十三五”脫貧攻堅規劃》(2016年2月), 脫貧攻堅被提升到治國理政重要位置。聯合國確定了2030年減貧目標,我國確定了2020年全面脫貧目標。三是打出政策組合拳中辦國辦出臺了配套《決定》的12個脫貧攻堅總體指導性政策文件,各部門和各地方相繼出臺和完善了脫貧攻堅政策措施文件,出臺了針對性強的解決措施,內容涉及教育、產業、健康等領域扶貧,還包括易地扶貧搬遷、金融、生態建設、資產收益和農村危房改造等扶貧措施,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投入年均增長22.7%(2013-2017年),金融、土地政策都向脫貧攻堅傾斜,省市縣財政扶貧資金大幅增長投入,保障投入要素與打贏脫貧攻堅戰相適應。四是形成合力攻堅格局。完善體制機制,實施脫貧攻堅責任制,強化“中央統籌、省負總責、市縣抓落實”扶貧管理體制。開展駐村幫扶,選派第一書記19.5萬名、駐村干部77.5萬名入駐12.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。調動多方力量參與,實施產業扶貧,開展“萬企幫萬村”,2.6萬家民營企業入村幫扶;表彰脫貧攻堅模范,設立國家扶貧日。多方共同監督,政府督查巡查,成效考核,多部門聯查,12317監督、民主監督、社會監督相結合。四是為世界反貧困供給中國經驗。聯合國《2015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》顯示,中國成為世界上在短期內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,也是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大計的國家。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%,精準脫貧實踐取得巨大成功,為世界反貧困供給中國經驗。

二、我國脫貧攻堅存在問題及原因

我國農村貧困問題長期存在,表現為如人口數量大、基礎數據不足,分布相對集中、對特殊地區和特殊群體扶貧力度較小,貧困程度深、忽略貧困多維性等問題,現階段也產生了一些新問題,相關制度存在缺陷、存在形式主義,傳統扶貧模式效率低,政府和市場邊界不清晰,績效考核過度以結果為導向、扶貧效果短期性,生態環境修復期長、貧困地區特殊性難以把握,產業脫貧難度大、未形成產業鏈,扶貧資金的條塊分割、扶貧精準性差,金融發展水平低、存在金融抑制,能力貧困問題突出等問題,如何從點到線再到面形成脫貧系統格局,明確不同主體性質和責任,走適合地區情況道路,脫貧攻堅在規定期限內實現,任務艱巨。

產生問題的原因有很多,其中脫貧攻堅戰的制度安排制約是重要一部分。制度條件是一種更具有決定性的因素。合理制度安排能夠利于刺激經濟增長,有效消除貧困。不平等的發展政策是我國貧困問題的重要致因。區域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還要歸結于我國政府的發展戰略。改革開放使東部地區先富起來,中西部經濟呈現出了停滯和緩慢的態勢,拉大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。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平衡,導致中西部地區貧困人口比重高、數量大、程度深。一是反貧困主體比較單一,社會力量參與有限。我國各級政府設有專門的行政機構——扶貧開發辦公室統一領導反貧困,反貧困的主要工作由政府領導,人民群眾的參與度較低。政府是單一扶貧主體,已經難以適應新時期的反貧困需要,反貧困模式需要改變。政府政策多,市場跟進少,熱衷于修路、刷墻不僅浪費資源,打造依靠政府輸血形象工程,農村經濟與市場經濟無法有效結合,缺乏合適產業與產業鏈,缺乏真正生命力與競爭力。二是反貧困政策存在封閉性,動態性、開放性不足。我國的反貧困政策僅為了消除貧困而反貧困,沒有制定出全面的、總體性的反貧困政策,只是短期計劃的減少貧困,而沒有站在發展的角度制定長期計劃,存在一定的封閉性,動態性、開放性不足也是我國反貧困政策主要特點。國際經驗表明,提高貧困人口技能教育和培訓,提高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,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。只有建立脫貧文化,才有利于根除貧困。三是以扶助為主,對反貧困對象的關注不足。反貧困工作在我國是以政府為主導,向貧困人口實施救助,是以政府為主體,貧困人口為客體的單元,缺乏聯動性。近年來,各級政府每年對西部地區的財政反貧困資金多達上千億元人民幣,僅2017年政府安排的專項扶貧資金就達861元億元人民幣。但由于多數扶貧資金都被用于救濟式扶貧,只是解決短期溫飽問題,而對于長期生存問題沒有全面考慮,需加強貧困地區教育投資,文化理念的建立。四是以行政式扶貧為主,缺乏專業化的反貧困工作方法。我國的反貧困工作已有30余年,但仍以傳統的反貧困模式進行工作。由于缺乏專業、系統的反貧困模式,使我國的貧困狀況難以根除。國際經驗表明,反貧困項目的目標應最終使貧困人口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質,從而使其在失去外力援助的情況下也能獨立發展。特別是我國人事制度在干部薪資待遇的職級區域差別依然很大,政績評價體系不完善,亟需通過深化改革人事分配制度,縮小薪資待遇的職級、區域差距,有利于改善基層干部工作環境和提高扶貧積極性。

三、筑牢脫貧攻堅制度根基的幾點思考

3年時間,脫貧最后的“頑固性”貧困群體,須用超常規措施,治本清源,筑牢制度根基。政府可以動用更有力的財力和政治資源,更有約束力的手段要求責任單位,更多政策手段推動和催化脫貧過程。這一過程涉及不同脫貧責任主體、政策、計劃與措施的整合,部門間的協同及多方參與。

一是無差別全覆蓋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——筑牢全民共富共享民生根基。貧困地區經濟水平落后,貧困人口基本生活難以保障,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貧困,貧富差距得以緩解,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,全民共富共享的最終目標更加接近。建立城鄉同一的醫保制度、養老保障制度、免費教育制度、改善住房條件、城鄉居民同一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、優撫安置等其他社會保障制度。

二是社會救濟制度——及時救助,不棄弱小。提高低保對象收入增幅,重點保障重度貧困群眾。提高農村五保供養標準,提高敬老院集中供養能力,探索“公建民營”、“PPP”模式。提供敬老院社會養老服務,提供貧困失能老年人護理服務。推進重大疾病醫療救助推進醫療救助與農村居民大病保險、基本醫療保險、商業保險、疾病應急救助等信息管理平臺互聯互享,實現“一站式”信息交換和即時結算。建立貧困兒童保障制度,建立殘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制度。實行“一站式受理”的救助模式,開通救助綠色通道。落實防災減災濟貧,做好農村低收入人口防災減災工作。建立健全農村留守兒童救助保護機制、做好困境未成年人分類保障工作。加大民生保險推進力度、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扶貧。建立民生保險制度,激發市場參與活力,提高保險在社會救助和扶貧幫困中的作用和份額。

三是社會慈善制度——讓每個人彰顯人性光芒、共享人間大愛。慈善組織與政府相比,能有效彌補過去大水漫灌的粗放式扶貧缺陷。在精準扶貧中,慈善組織可以扮演宣傳倡導者、意識啟蒙者、專業指導者、服務提供者和合作伙伴等多重角色。鼓勵能力小、資源少的慈善組織選擇與一戶或幾戶貧困戶直接對接合作,靈活實行一人一策或一戶一策;鼓勵能力較大、資源較多的慈善組織選擇與一個或幾個村、組甚至于鄉鎮對接合作。不斷完善慈善事業各項制度,大力宣傳脫貧攻堅優先事跡。通過購買服務、項目補貼和稅收優惠等財稅引導方式,鼓勵發展扶貧類慈善組織。規范管理,嚴格行政監管,開放社會監督,建立健全慈善扶貧信息統計和發布制度。

四是改革現行不公投資分配制度——縮小城鄉區域差距,實現全面小康。取消地域、行業不公投資分配制度,鏟除特權和貧富分化根源,重新明確鄉村的功能定位,切實加大對“三農”的投入。促進人口向特色村鎮集中,帶著城市的經驗、理念和資金返回鄉村。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,積極吸引城市資本下鄉。發揮農戶和非農戶兩個積極性。培育發展農業產業化聯合體,為農業農村發展注入新動能。加強經濟建設,實現全面開放,加強東西區域經濟的合作,加快推進東部西部結對子。建立長期優撫中西部制度,依托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經濟。減免中西部稅收;優先和加大中西部投資;加重中西部生態補償;優先優厚中西部的投資分配制度。

五是建立科學的人事機制——為廉潔干事提供正確導向和制度保障。改革不公人事分配制度,改變晉升獨木橋現狀,弱化職務晉升對工資水平的影響,改革干部薪資待遇在職級、區域上差別懸殊的人事分配制度,協調區域發展不平衡性,使職級和區域差別縮小在1000元以內,對調動和發揮扶貧干部積極性起到重要激勵作用。改革政績考評制度,增加脫貧攻堅主體責任和政績考評權重,明確的監督、考核評估職責分工。加強考核監督,堅持從嚴考核,實施最嚴格扶貧成效考核,倒逼各地落實脫貧攻堅責任,組織開展脫貧攻堅督查巡查,推動政策措施精準落實落地,確保脫貧成果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。(作者為民生智庫執行理事長兼秘書長,北京市普惠公益民生研究院院長、研究員)


責任編輯朱峰
標簽觀察思考    
0

脫貧攻堅戰中的制度建設問題研究

時間:2019-07-15 13:25:02

來源:中國扶貧網

作者:李小寧

黨中央在十八大以來高度重視全面脫貧問題,強調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,實施精準扶貧脫貧策略,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,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極大拓展,脫貧攻堅工作成就顯著。目前,中國農村貧困問題依然存在,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,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不斷探索研究完善脫貧攻堅相關制度,為解決實際問題提供合適的制度設計。

一、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重要論述指導下的脫貧攻堅中國方略

習近平總書記首提精準扶貧、系統闡述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思想及基本方略,指明了新時代扶貧方向,指導扶貧脫貧實踐。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開發的重要論述,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最新成果,是中國特色扶貧開發理論最新發展,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,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科學指南。主要包括:消除貧困是社會主義本質要,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任務,扶貧開發要堅持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,共建一個沒有貧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,這一重大理論創新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進程,創新了國際貧困治理理論,彰顯了社會主義的制度魅力。在實踐層面,推動了世界減貧事業發展,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影響力,貢獻了全球貧困治理的中國方案。習近平扶貧思想,是脫貧攻堅的根本遵循,是全球貧困治理的“中國智慧”,深刻領會、準確把握是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實現2020年后扶貧戰略轉型的基礎。共享理念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的出發點與落腳點,提高貧困人口生活水平。理論與實踐相結合,以重大問題為導向,借鑒國際先進減貧理念,通過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讓貧困人口共享改革發展成果,同解決農業問題結合起來,增強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,加強減貧國際交流合作,以全新的思想處理好發展經濟同保護生態環境的關系,積極分享和推廣中國減貧經驗。 

脫貧攻堅的中國方略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。一是開創脫貧攻堅新局面。脫貧攻堅成效顯著,精準脫貧思想日趨成熟,各項決策措施不斷完善落實,全員參與脫貧攻堅態勢基本形成。農村累計脫貧5564萬人(2013-2016年),人均收入年均增長10.7%,貧困發生率下降到2017年底的3.1%,激發了貧困群眾內生動力,提升了農村貧困治理水平,夯實了黨在農村執政基礎。二是目標任務明確。脫貧攻堅目標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(2015年10月)明確提出,11月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印發《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》,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是脫貧攻堅,國務院印發《“十三五”脫貧攻堅規劃》(2016年2月), 脫貧攻堅被提升到治國理政重要位置。聯合國確定了2030年減貧目標,我國確定了2020年全面脫貧目標。三是打出政策組合拳中辦國辦出臺了配套《決定》的12個脫貧攻堅總體指導性政策文件,各部門和各地方相繼出臺和完善了脫貧攻堅政策措施文件,出臺了針對性強的解決措施,內容涉及教育、產業、健康等領域扶貧,還包括易地扶貧搬遷、金融、生態建設、資產收益和農村危房改造等扶貧措施,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投入年均增長22.7%(2013-2017年),金融、土地政策都向脫貧攻堅傾斜,省市縣財政扶貧資金大幅增長投入,保障投入要素與打贏脫貧攻堅戰相適應。四是形成合力攻堅格局。完善體制機制,實施脫貧攻堅責任制,強化“中央統籌、省負總責、市縣抓落實”扶貧管理體制。開展駐村幫扶,選派第一書記19.5萬名、駐村干部77.5萬名入駐12.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。調動多方力量參與,實施產業扶貧,開展“萬企幫萬村”,2.6萬家民營企業入村幫扶;表彰脫貧攻堅模范,設立國家扶貧日。多方共同監督,政府督查巡查,成效考核,多部門聯查,12317監督、民主監督、社會監督相結合。四是為世界反貧困供給中國經驗。聯合國《2015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》顯示,中國成為世界上在短期內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,也是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大計的國家。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%,精準脫貧實踐取得巨大成功,為世界反貧困供給中國經驗。

二、我國脫貧攻堅存在問題及原因

我國農村貧困問題長期存在,表現為如人口數量大、基礎數據不足,分布相對集中、對特殊地區和特殊群體扶貧力度較小,貧困程度深、忽略貧困多維性等問題,現階段也產生了一些新問題,相關制度存在缺陷、存在形式主義,傳統扶貧模式效率低,政府和市場邊界不清晰,績效考核過度以結果為導向、扶貧效果短期性,生態環境修復期長、貧困地區特殊性難以把握,產業脫貧難度大、未形成產業鏈,扶貧資金的條塊分割、扶貧精準性差,金融發展水平低、存在金融抑制,能力貧困問題突出等問題,如何從點到線再到面形成脫貧系統格局,明確不同主體性質和責任,走適合地區情況道路,脫貧攻堅在規定期限內實現,任務艱巨。

產生問題的原因有很多,其中脫貧攻堅戰的制度安排制約是重要一部分。制度條件是一種更具有決定性的因素。合理制度安排能夠利于刺激經濟增長,有效消除貧困。不平等的發展政策是我國貧困問題的重要致因。區域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還要歸結于我國政府的發展戰略。改革開放使東部地區先富起來,中西部經濟呈現出了停滯和緩慢的態勢,拉大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。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平衡,導致中西部地區貧困人口比重高、數量大、程度深。一是反貧困主體比較單一,社會力量參與有限。我國各級政府設有專門的行政機構——扶貧開發辦公室統一領導反貧困,反貧困的主要工作由政府領導,人民群眾的參與度較低。政府是單一扶貧主體,已經難以適應新時期的反貧困需要,反貧困模式需要改變。政府政策多,市場跟進少,熱衷于修路、刷墻不僅浪費資源,打造依靠政府輸血形象工程,農村經濟與市場經濟無法有效結合,缺乏合適產業與產業鏈,缺乏真正生命力與競爭力。二是反貧困政策存在封閉性,動態性、開放性不足。我國的反貧困政策僅為了消除貧困而反貧困,沒有制定出全面的、總體性的反貧困政策,只是短期計劃的減少貧困,而沒有站在發展的角度制定長期計劃,存在一定的封閉性,動態性、開放性不足也是我國反貧困政策主要特點。國際經驗表明,提高貧困人口技能教育和培訓,提高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,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。只有建立脫貧文化,才有利于根除貧困。三是以扶助為主,對反貧困對象的關注不足。反貧困工作在我國是以政府為主導,向貧困人口實施救助,是以政府為主體,貧困人口為客體的單元,缺乏聯動性。近年來,各級政府每年對西部地區的財政反貧困資金多達上千億元人民幣,僅2017年政府安排的專項扶貧資金就達861元億元人民幣。但由于多數扶貧資金都被用于救濟式扶貧,只是解決短期溫飽問題,而對于長期生存問題沒有全面考慮,需加強貧困地區教育投資,文化理念的建立。四是以行政式扶貧為主,缺乏專業化的反貧困工作方法。我國的反貧困工作已有30余年,但仍以傳統的反貧困模式進行工作。由于缺乏專業、系統的反貧困模式,使我國的貧困狀況難以根除。國際經驗表明,反貧困項目的目標應最終使貧困人口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質,從而使其在失去外力援助的情況下也能獨立發展。特別是我國人事制度在干部薪資待遇的職級區域差別依然很大,政績評價體系不完善,亟需通過深化改革人事分配制度,縮小薪資待遇的職級、區域差距,有利于改善基層干部工作環境和提高扶貧積極性。

三、筑牢脫貧攻堅制度根基的幾點思考

3年時間,脫貧最后的“頑固性”貧困群體,須用超常規措施,治本清源,筑牢制度根基。政府可以動用更有力的財力和政治資源,更有約束力的手段要求責任單位,更多政策手段推動和催化脫貧過程。這一過程涉及不同脫貧責任主體、政策、計劃與措施的整合,部門間的協同及多方參與。

一是無差別全覆蓋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——筑牢全民共富共享民生根基。貧困地區經濟水平落后,貧困人口基本生活難以保障,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貧困,貧富差距得以緩解,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,全民共富共享的最終目標更加接近。建立城鄉同一的醫保制度、養老保障制度、免費教育制度、改善住房條件、城鄉居民同一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、優撫安置等其他社會保障制度。

二是社會救濟制度——及時救助,不棄弱小。提高低保對象收入增幅,重點保障重度貧困群眾。提高農村五保供養標準,提高敬老院集中供養能力,探索“公建民營”、“PPP”模式。提供敬老院社會養老服務,提供貧困失能老年人護理服務。推進重大疾病醫療救助推進醫療救助與農村居民大病保險、基本醫療保險、商業保險、疾病應急救助等信息管理平臺互聯互享,實現“一站式”信息交換和即時結算。建立貧困兒童保障制度,建立殘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制度。實行“一站式受理”的救助模式,開通救助綠色通道。落實防災減災濟貧,做好農村低收入人口防災減災工作。建立健全農村留守兒童救助保護機制、做好困境未成年人分類保障工作。加大民生保險推進力度、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扶貧。建立民生保險制度,激發市場參與活力,提高保險在社會救助和扶貧幫困中的作用和份額。

三是社會慈善制度——讓每個人彰顯人性光芒、共享人間大愛。慈善組織與政府相比,能有效彌補過去大水漫灌的粗放式扶貧缺陷。在精準扶貧中,慈善組織可以扮演宣傳倡導者、意識啟蒙者、專業指導者、服務提供者和合作伙伴等多重角色。鼓勵能力小、資源少的慈善組織選擇與一戶或幾戶貧困戶直接對接合作,靈活實行一人一策或一戶一策;鼓勵能力較大、資源較多的慈善組織選擇與一個或幾個村、組甚至于鄉鎮對接合作。不斷完善慈善事業各項制度,大力宣傳脫貧攻堅優先事跡。通過購買服務、項目補貼和稅收優惠等財稅引導方式,鼓勵發展扶貧類慈善組織。規范管理,嚴格行政監管,開放社會監督,建立健全慈善扶貧信息統計和發布制度。

四是改革現行不公投資分配制度——縮小城鄉區域差距,實現全面小康。取消地域、行業不公投資分配制度,鏟除特權和貧富分化根源,重新明確鄉村的功能定位,切實加大對“三農”的投入。促進人口向特色村鎮集中,帶著城市的經驗、理念和資金返回鄉村。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,積極吸引城市資本下鄉。發揮農戶和非農戶兩個積極性。培育發展農業產業化聯合體,為農業農村發展注入新動能。加強經濟建設,實現全面開放,加強東西區域經濟的合作,加快推進東部西部結對子。建立長期優撫中西部制度,依托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經濟。減免中西部稅收;優先和加大中西部投資;加重中西部生態補償;優先優厚中西部的投資分配制度。

五是建立科學的人事機制——為廉潔干事提供正確導向和制度保障。改革不公人事分配制度,改變晉升獨木橋現狀,弱化職務晉升對工資水平的影響,改革干部薪資待遇在職級、區域上差別懸殊的人事分配制度,協調區域發展不平衡性,使職級和區域差別縮小在1000元以內,對調動和發揮扶貧干部積極性起到重要激勵作用。改革政績考評制度,增加脫貧攻堅主體責任和政績考評權重,明確的監督、考核評估職責分工。加強考核監督,堅持從嚴考核,實施最嚴格扶貧成效考核,倒逼各地落實脫貧攻堅責任,組織開展脫貧攻堅督查巡查,推動政策措施精準落實落地,確保脫貧成果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。(作者為民生智庫執行理事長兼秘書長,北京市普惠公益民生研究院院長、研究員)


責任編輯:朱峰

推薦閱讀
相關文章
專題專欄
關于我們|網站介紹|管理團隊|歡迎投稿|網站聲明|聯系我們|
主管: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 主辦:全國扶貧宣傳教育中心 版權所有:《中國扶貧》雜志社
地址:北京市朝陽區太陽宮北街1號共濟大廈12層 郵編:100028 熱線電話:(010)84158626
凡注明來源為“中國扶貧網:XXX(署名)”除與中國扶貧網簽署內容授權協議的網站外,其他任何網站或單位未經允許禁止轉載、使用,違者必究。如需使用,請與我們聯系。凡本網注明“來源:XXX(非中國扶貧網)”的作品,均轉載自其它媒體,目的在于傳播更多信息,其他媒體如需轉載,請與稿件來源方聯系,如產生任何問題與本網無關。
京ICP備18061949號—1 北京市公安局備案號110105005973
主管: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 主辦:全國扶貧宣傳教育中心
版權所有:《中國扶貧》雜志社 中國扶貧網
捕鱼大师安卓版下载 时时网自由的百科 香港王中王马料最精准资料 黑龙江时时停了吗 苹果5快用下载 vr赛座椅 六合彩app都有哪些 快3和值走势 老快3开奘结果 天津福彩快乐10分基本走势图 时时彩缩水工具手机